* 報導：台師大台文所博士生邱比特；攝影：徐觴

「2017台文青年論壇」第三個議題，「台灣文學系所的出路」台北壓軸場於5月13日下午2時在台北教育大學藝術館國際會議廳舉行。本場論壇由本會理事長、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兼圖書館館長林淇瀁（向陽）主持，小說家朱宥勳、獨立研究者藍士博與談。

活動開始由本會理事長林淇瀁教授致詞表示歡迎，並說明本次論壇題為台灣文學系所的出路，其範圍大至深談台文科系發展的方向，小至細說台文人才可以從事的職業。他認為，不同世代的台文人，對台灣文學有著不同的觀點與思維，勢必隨之衍有不同的詮釋與期待。世代，是一個永恆的課題——林淇瀁教授說，中壯世代的台文人，儘管自認前衛，在策略上、想法上，總還是有落伍之處。而正要謀求場域位置的青年，因其一無所有，反而能全心無顧地往前衝，而這正是前進、開創的力量。是以，社會要能進步，便不能缺少青年力量的投入。至於台灣文學學會與政府部門，則應該提供充足的資源予青年以嘗試將他們的想法付諸實踐。此次系列論壇連辦六場，用意即在於此——如同楊逵的詩所道的：「小伙子，大家來賽跑∕不為冠軍，不為人上人∕老幼相扶持，一路跑上去∕跑向自由民主，和平快樂的新樂園。」林淇瀁教授接著說道，就讓青年接棒、領跑，我們要做的則是追隨年輕人的腳步，往前行去。

國立台灣文學館廖振富館長勉勵，「2017台文青年論壇」從「台灣文學體制化二十年」到「台灣文學系所的出路」，將二十年來「台灣文學」從無到有的發展脈絡作了梳理。台灣文學的特殊之處，在於它與中文、外文、新聞、社會等學科甚至當前的世界密切相關，並且產生互動。經過二十年的累積，除了學術能量，應亦有需要革新之處，而此系列活動便是對於它們的整理與正視。廖振富館長將之視為嶄新階段的起步——從青年的鳴放開始，有助我們思考台灣文學接下來應走的路向。

首先，主持人、本會理事長林淇瀁教授指出，一個專業學科的「出路」，與其「體制化」的程度息息相關，應置放到整體社會的架構去看待。所謂「體制化」，在學科內部，應能完成高等教育人才供需之平衡；對外，則必須有相應的國家考試，包括區域發展經營證照與教師資格考試等——是為社會、國家及政策，以常態經營或是相關之保障規定來對待這項專業。因此，林淇瀁教授認為，儘管已在大學院校內設有獨立系所，然而就台灣文學於整體社會內、外的處境來看，我們其實尚在邁向體制化的路途上。

至於系所畢業生可能求職的方向，林淇瀁教授道：「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台文系所畢業生可以去哪裡工作，完全不必煩惱。只要願意，每個人都會有其生路。一枝草，一點露。」我們今日在此討論台灣文學系所的出路，並不意味這門學科的前景渺茫、前途窄短；反而凸顯的是，台文系所自從成為一門學科開始，它便不曾間斷進行自我檢討與內部反思。少子化浪潮所衝擊的，絕對不只台灣文學系所，然而卻只有台文系所從現在就開始面對、討論，並且試圖設想新開的途道——這股活力與前望，正是台灣文學最獨特的學科特色。

與談人、小說家朱宥勳首先從稿費、演講費、文學獎評審費，以及圖書出版的版稅所得，說解台灣文學場域的組成與種種「價格」。他認為，無論是創作者或是研究者，我們都太少從產業角度看文學本身，使得許多產學銜接往往停留於概念的階段，不切實際。回應主持人林淇瀁教授的說法，朱宥勳先生也認為，從台文系所畢業之後，找到一份工作不是難事；難的是「留在文學圈工作」，這一較具價值取向的出路。他換句話說，即是將自己從台文科系學到的能力，轉變成為可以賣錢的東西。因是，朱宥勳先生揭道：「我們的學術能力就是職業能力。」他指出，採訪、文案等工作，都是我們從台文科系的課程或研究訓練中可以學到的，而且無論什麼行業，都少不了這方面的人才。

接著，朱宥勳先生再以研究者為例，提示若干目前仍然有效的，將我們的知識與思考能力「賣出」的管道——包括網路直播的文學閱讀與分析、線上寫作課程的開設募資，其實都圍繞著新媒體傳播管道。不同於傳統紙本媒體，新媒體有其新的時間韻律，不僅更迅速，而且較具彈性。更重要的是，這個場域正在形成，市場尚未飽和，值得我們投入以自身的專業知識及能力。他亦言，相關事件發生，便是我們可以發揮的空間、發聲的時機。比起中文系，台灣文學作為一門與社會息息相關的學科，它更具活力與彈性，也更容易與當前社會對話。我們應把握自己擅長的知識領域，及其與「讀者之間尚未成形的焦慮」所交集之處，把話題往自己擅長的方向拉引——以我們對文學及文化理論的掌握，在媒體上發表評述、提供思考，即是累積資本的一種方式。換言之，台文人能夠闡出的評論，比起從事文學創作，或許更具優勢。

朱宥勳先生援舉近來幾個可以「出手」的機會，包括2015年年底桃園市議員「不識鍾肇政」的質詢事件、電影《KANO》上映及其掀起的多族群議題、電影《灣生回家》的日治歷史記憶，甚至今年受到熱烈討論的電玩遊戲《返校》等。以電影《KANO》為例，台文背景作為我們可以提供知識裂隙填補的能力。朱宥勳先生提示，我們應試著將相關的討論往自己熟悉的領域拉曳，從電影本身延伸至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史。他說：「全台灣，最熟悉日治時期歷史與文化的，莫過於修讀台文系所的我們了。」至於近期的熱門話題，《通靈少女》、《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等事件，也不是應該錯過的發言時機。

因此，朱宥勳先生指出，我們缺少的或許並非時機，而是「接不住」，甚至沒有意識到「這是我們的球」。不要把自己可以參與、發揮的空間想得保守而自我限縮。他說，所謂「知識型網紅」甚至比作家、編輯、記者、學者、書店店員、教師更具可規劃性。此外，朱宥勳先生也提醒，充實自己、思考場域，乃至累積人氣，都是「工作」，並非一種神秘而來的運氣。作為一位文字工作者，我們不妨從求學時期就開始準備——往下穩蹲，蓄勢以待的，則會是一個個高高跳起的機會。

有別於朱宥勳先生以個人的、商業的方向開展闡釋，與談人、獨立研究者藍士博則從體制的、結構性的處境討論台灣文學系所的出路。

藍士博先生以「錯過盛世」為題，指出台灣文學於體制內所遇到的問題。他認為，二十年來，台文系所最大的問題在於：只談「知識」，缺乏「運動」的思維——原有的戰鬥力，於系所成立之後就逐漸消散了。他更進一步說道：「台灣文學作為一個學術體制，有其應然卻不必然的理由。」在進入大學院校的體制之前，台灣也存在有文學上的作家與讀者，如果沒有持續保持動能，我們只能徒然地空談眼前遇到的問題，失卻與社會、與政治體制對話的能力。因為，文學太大、市場太大、台灣太大，但我們的體制太小——這是系所成立以來就有的問題。藍士博先生認為，成立系所之後，台灣文學便少了壯大的前瞻眼光，忘了體制化本身就是「政治化」的。換言之，進入體制之後，不能就此放鬆，反而更須政治性地爭取資源。

台灣長期受到中國文化霸權籠罩，「台灣」的存在因此處境曖昧，藍士博先生感嘆道：「在台灣設立台灣文學系所一事，居然很荒謬地像是受到恩賜一般的、機遇似的偶然。」為了成為民族的、國家的文學，台灣文學仍須在體制內爭取空間。藍士博先生指出，系所成立並不是終點。台灣文學體制化是一未竟之業，真正的戰略要地在於體制之內——藍士博先生清楚指出，即是國（語）文課綱的調整。包括教師甄試的標準、教科書的選文、國家考試科目之爭取，才是最重要的。他於是呼告：「課綱不改，台文不興。」課綱及其相應的考試制度限制了中、小學的學習內容，是以，只有調整國民教育階段的課綱，才有可能為台灣文學創造更大的市場、習學以及人才的需求，以促進台文體制的健全與正常化。

此外，藍士博先生提舉「台灣學程普及計畫」之建議。他指出，在少子化所引發的師資員額控管危機中，若能由教育部資助，整合台灣文學研究所畢業的碩士擔任講師，進入大學院校開設台文相關通識課程——這樣一個「台灣學程普及計畫」，或許是目前可能的轉機。

最末，藍士博先生也以文化活動之辦理為例，鼓勵台文系所學生不妨從台灣文學學會的相關活動開始，主動尋求參與籌辦的機會——學習如何將台文知識轉化為行動與活動，作為謀職前的練習。更甚可於過程中組成共有默契的合作團隊，以朝向爭取地方政府的文化標案之執行為目標，亦為出路之一途。對此，在場的國立台灣文學館廖振富館長補充說道，不僅縣市政府、地方文學館舍，國立台灣文學館規劃的許多招標案亦歡迎台灣文學人才的投入和參與。

論壇尾聲，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陳萬益教授應主持人林淇瀁教授的邀請，也發表他的觀察，並對青年世代表達勉勵。他首先肯定此次系列論壇成功達成台文系所內部對話的效益，自己也從青年世代台文人的談述中獲得許多新知及觀點。其次，陳萬益教授也指出，當前種種現象提示著我們：台灣文學的「體制化」，其實只獲得了一個很小的位置——進入大學的文學院，成立一個獨立的系所。至於戰後數十年來所形塑的文學教育體制，我們其實仍未真正打闖進入，這是有待繼續努力之處。然而，除了體制，陳萬益教授亦對於與談人提出回應，社會各層面對於台灣知識的需求日漸擴大，這是已然成形的市場，我們不應妄自菲薄。時代不同，文學傳播的媒介也已不同，陳萬益教授因此肯定道：「青年台文人對於新媒體的掌握，也將為台灣文學開出一番新的面貌，領進新的階段。」

論壇最後，主持人林淇瀁教授綜述與談重點，指出兩位青年學者今日之所談，乃為「台文系所老師沒教的事」，然而卻相當實際受用。台文領域活力充沛，本就需要各種思維的撞擊，甚或論辯。除此之外，如同與談人所言，教科書的內容，直接影響國家的種種考試。它的確必須被調整，並搭配以政策的推行，才能讓台灣文學真正「有用」——對社會產生意義、發揮作用。

台灣文學學會首項系列活動——「2017台文青年論壇」南北兩地六場論壇至此圓滿落幕。今年10月21日，本會首屆年會，將回到二十年前，成立第一所台灣文學系的真理大學——台灣文學的出發之地，歡迎各界報名參加，共襄盛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