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編本土遊戲大作的電影《返校》，將這種「校園鬼話」的陰森傳統發揚光大，透過淋漓盡致的搭景和視覺效果，自然而然讓觀眾想起被校園嚇壞的恐懼。但《返校》的特出之處不只是呈現恐怖，而是直截了當地說出恐怖的根源：校園為何恐怖？因為它是整個社會當中，殘留最多黨國符號、最多威權痕跡之處。每個台灣人都上過台灣的學校，也因此每個人都經歷過一場小型的戒嚴。在那個小小的空間裡，有不可挑戰的權威、有無法動搖的權力關係、有鼓勵告密的文化，更有排除異己的蠻橫教條。在《返校》裡，生者恐懼的通通都是黨國符號（教官、反共標語、國徽、憲兵的白盔、外省腔的廣播），死者憾恨的通通都是本土與外國符號（布袋戲偶、〈雨夜花〉、印度詩人泰戈爾、日本學者廚川白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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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實說，當時的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買了什麼。一直要到很多年後，我才能真正理解這套書不但在物理上很重很硬，在歷史上也是份量十足。這套書的出版計畫於1990年啟動，1993年大致完成，距離解嚴不過2到5年。也就是說，它出版於解嚴寶寶我本人2歲到5歲期間。在解嚴之前，「台灣文學」、「台灣作家」這類冠著「台灣」頭銜的事物，一律都是有叛亂嫌疑的禁忌詞彙。因此，它笨拙的叢書名稱「台灣作家全集」，實際上帶著一種破繭而出的熱情：

你看，我們台灣人可以說自己是台灣人了。

我們台灣人有自己的文學。現在，文學史要列陣而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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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當個好作家？

任何學習的基礎都是從「模仿」開始，所以我會建議想寫作的人，找一個自己喜歡的作家然後模仿他，因為會喜歡的通常都是跟自己屬性相同的，所以要入門也比較快。

另外，作者也要有當作者的自覺意識，作者其實也是一個「表演者」，寫作是「表演」給讀者看，心中有讀者，寫出來的東西自然就會有合適的調整。一般人寫東西是「我想說什麼」，但作者應該要是「我想要給讀者看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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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宥勳的自由工作型態即將邁入第四年。連他都自覺尷尬的是，目前的他，普遍被認知的身份，更接近公共知識份子，而不是小說家。「我最初設定我要靠寫作為生，或更廣義地說，靠『文學』為生，但不限制寫什麼。因為我根本不知道怎樣可行。」於是他寫時事專欄、開文學解析課程、講小說的生活實用術⋯⋯「現實是，我靠著寫小說以外的事物活下來，現在我要很努力地找時間寫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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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崛萌課本主編朱宥勳表示，過去看到許多有心的老師，在教學現場嘗試各種不同的教法，如今隨著一○八年課綱公布，國文教育有了重要的改變契機。在近幾年大考中，也看到生活化的題型開始出現，若國文教材不改變，很難跳脫出僵化的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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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宥勳｜新世代作家

桃園人，1988年生，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畢業。耕莘青年寫作會成員，曾獲林榮三文學獎、國藝會創作補助、全國學生文學獎與臺積電青年文學獎。出版過小說集《誤遞》、《堊觀》；長篇小說《暗影》以職棒簽賭案來探索臺灣社會的面貌；散文集《學校不敢教的小說》，藉經典作品解讀來分享學校教育裡不會探觸，但卻是許多年輕心靈期待理解的作品。

朱宥勳與黃崇凱共同主編《臺灣七年級小說金典》，向讀者介紹新世代的小說創作者。與愛好文學的朋友創辦電子書評雜誌《祕密讀者》，持續三年不間斷出版當下臺灣僅見的文學評論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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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學閱讀中，「形式能夠影響內容」，或者「形式就是內容的一部分」這樣的觀念已是老生常談。這也是王文興在作品面對批評時，最核心的回應思路。比如在著名的《家變》自序當中，他寫道：「《家變》可以撇開別的不談，只看文字⋯⋯我相信拿開了《家變》的文字，《家變》便不復是《家變》。就好像去除掉紅玫瑰的紅色，玫瑰便不復是玫瑰了。」這樣的說法，理論上是沒錯的。當我們用不同的形式——不管是句法、字詞、節奏，或任何文字調度——來處理同一內容時，會產生完全不一樣的效果。可以說，文學創作者追求的，大部份都是這種「不一樣的效果」，這讓人類生活中有限的題材可以不斷衍伸出無窮盡的文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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